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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农业在国家食物安全中的战略作用
文章来源：体系办    提交时间：2023-09-21 00:00:00.000000         

草地农业在国家食物安全中的战略作用

文/任继周口述，胥刚整理

编者注：任继周院士是我国草业科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他参与推动了草地农业在我国食物安全中战略地位的提升。在本文中，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我们讲述了草地农业思想在我国的发生、发展，以及仍然面临的挑战。

 

1、农业结构失衡是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症结之一

195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来到西北，从事草原的教学和研究，长期行走在农村和牧区。在这里看到小农经济建国初期的兴盛气象，也看到后来一度出现的饿殍载道的悲惨处境。看到过建国初期牧民吃肉喝酒，在节日里披金戴银争相“夸富”的满足感，也看到后来牧区与农区相偕贫困的不幸情景，我很想探寻其根源何在？

1978年科学大会以后，我开始了农业生态系统的教学和研究。首先开设了《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新课，这是在文革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后，国内首次提出草地生态系统的概念。当时“生态”一词还不为人所理解，不知生态为何物。根据农业生态系统的科学原则，我发现症结之一应为我国独特的农业结构和“以粮为纲”的国策。传统的中国式粮食观，把粮食局限于五谷杂粮，并进一步把农业系统局限于单纯的种植业为主。因为中国人的食物结构过于简单，以至把粮食等同于食物，终于演变为：主食＝谷物＝粮食＝食物。

任继周主编出版的《草地农业生态学》教材

残缺的农业系统造成了资源浪费。谷物即食物的粮食观和主食即粮食的食物观,引发了中国传统的农业格局,即只注重谷物生产，把动物生产看作“副业”，不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这样的农业系统，忽略了至少应该占据一半比重的动物生产。我们追求农业现代化，强调各种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措施。即使这些方面全部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为忽略了动物生产这个重要部分，只能是一个残缺的农业系统。例如谷类作物，除去稿杆皮壳，人类能够直接利用的部分不足25%，其余75%需要草食动物，尤其需依靠反刍动物把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含有粗纤维较多的部分转化为动物产品，才能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谷类作物如此，其他纤维作物、油料作物也莫不如此。从宏观层面看，片面重视粮食生产从而把土地资源局限于占国土面积11％的耕地，使这一部分土地受到超负荷的压力，而近90％的广大国土则未被充分利用。

在这个思路上，我当时大胆地提出，畜牧业总产值的比重不达到50%，农业不可能现代化。我的老师盛彤笙院士（中科院学部委员）非常赞同我的观点。1980年7月，我们二人联名在《农业经济问题》上发表了《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与农业格局》一文，针对黄土高原当时异常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指出农业结构失衡是重要原因。应将草地畜牧业的比重调整到农业整体比重的50%以上，才能够兼顾生态与生产。我们同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各种场合都注重发声，宣传我们的这个观点。上世纪八十年代，畜牧业仅仅只占农业总产值的十几个百分点，弱小得可怜。这个超前的观点当然得不到认同，甚至在畜牧行业也应者寥寥；还有人反对说我们的饮食习惯就是不吃肉、喝奶少。盛彤笙给我的一封信上说得很滑稽，他说“倡导素食者，不是素食人。他们让别人不吃肉，他们自己吃肉喝奶比谁都多”。

2、草地农业能够解决农业结构的问题

怎么破解农业结构的问题？就是建立有畜的草地农业系统。为此我在农业部和甘肃省两方面的支持下，1981年成立了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部省合办）。研究所一成立就获得了澳大利亚援助的“黄土高原草地农业系统的研究”项目。在甘肃省庆阳市什社乡建立了草地农业试验站，由澳大利亚专家和中国专家组成专家组，长期驻站开展研究与技术推广。1986年项目结束时，建立的草地农业系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用耕地面积的18％来建立草田轮作的人工草地。作物产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使谷物单产提高60％，总产提高40％，农牧业总产值增加了1.05倍；平均每亩产值增加了1.05倍；畜牧业产值占农牧业总产值的比例由原来的15.9%上升到56.8%，土壤有机质提高23％，也提高了土壤肥力。黄土高原的工作为我们展示了在北方实行草地农业的潜力。

任继周与澳大利亚专家在黄土高原探讨草地农业建设细节

与此同时，草地农业理论在中国南方也展开了实践。南方的基本状况与北方有很大的不同，其草地面积虽然只相当北方草原的20％左右，但就其水热资源、生物资源和开发前景来看，它的生产潜力比北方草地大得多。但是由于人多地少，人地矛盾更为突出，经历几千年来以谷物生产为主的传统农业的不适当开发，尤其是建国以来迫于粮食压力，强调“以粮为纲”的政策，伐木垦草，水土资源处于严重破坏的危机之中。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对南方的资源利用问题展开了大讨论。一些植物学家认为南方的顶级群落应该是森林，也就是不管它就可以长成林，所以南方应该发展林不应该发展草，也不应该发展畜牧业，这个观点非常占上风。草学界的同仁们在这个问题上不退让，在各种场合与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农业部也支持我们的观点，准备开展一些试点，探索一下。

任继周1995年，考察南方山区草地

1983年10月我在贵阳参加“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会后，贵州省农业厅赵庆儒厅长主动邀请我对贵州做一点考察。农业部畜牧总局也授意我趁此机会，对南方尤其西南岩溶地区的草地资源作一番较为深入的了解。于是组织了一个两辆车组成的微型考察队，并有贵州省农业厅潘介农副厅长陪同，花了6天时间，考察了贵州省遵义、毕节、赫章、威宁、龙里、安顺等地。通过考察我发现贵州的资源条件其实不差，水热资源比北方要多。只是日照不足，发展粮食生产没有优势，大部分地区又是岩溶山区，耕作措施太多，极易引起石漠化问题，贫困程度在全国可能要数一数二。但这里自然条件和新西兰不相上下，却是发展草地畜牧业的理想场所。这次考察使我对南方地区是否能发展草地农业有了初步的判断。

1984年开始，我主持农业部“云贵高原退化人工草地的恢复与重建”项目，正式开始了南方草地农业的建设工作。该项目有较为复杂的起因。1980年由农业部畜牧总局投资12.6万元，在海拔2200多米的贵州省威宁县灼圃草场，飞播了牧草一万亩，围栏8730亩。南方草地处于生态活性地区，草地资源容易变好，也容易变坏。这片草地因管理利用不当，杂草猖獗蔓延，人工牧草几乎不复存在。这时议论蜂起，认为在南方建立人工草地失败已成定局，同时南方不宜发展畜牧业的论调也正广为流传。云贵岩溶山区能否建成丰产稳产的人工草地，能否发展畜牧业是当时面临的严重挑战。它的成败也关系到我国南方草地畜牧业的前途。农业部拨给研究经费12万元，治理退化草地。我带领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的同仁，开始长期扎根南方。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一望无际、齐腰深的杂草防除与稳产草地的重建工作当中。经过3年实验，通过合理利用，科学施肥和日常管理，杂草被有效控制，白三叶与多年生黑麦草的优良牧草得以恢复，项目结束时一片广大的丰产人工草地呈现在面前。这个项目，用实际成果回答了在南方能否建设人工草地的争论。

任继周与李博（右一）贾幼陵（中间）1992，在贵州灼圃建立的优良牧场

同年农业部在南方布局了一个更大的项目：“湖南、湖北、贵州三省南方草地实验示范区的建设”。该项目由国家计委立项，旨在南方贫困山区以农民专业户为基础，建立草地畜牧业示范基地，并探索发展节粮型草地畜牧业途径。农业部组织湖北、湖南、贵州三省，每个省经费1000万元，由中央和地方对半承担。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样的投入在我们国家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农业部畜牧总局组成专家组，由草原处李毓堂处长担任项目组长，我担任技术专家组长，并拨4万元给我个人使用加重我的责任，负责项目的全面技术指导监督。任继周又聘请了黄文慧（农业部畜牧总局草原处副处长）为副组长。各省分别组成项目领导小组，由各省农业厅长任组长，各个基地的畜牧业务领导部门参加；在有关基地县成立县项目领导组，各个县的项目基地成立基地工作组。初立项时，各有关省积极性很高，希望多建立基地。但经过考察、论证，项目数量大为减少，最后定为10个种草养畜示范基地。湖南有泸溪、吉首、通道、八面山4处；湖北有恩施、宜昌2处；贵州有威宁、花溪、惠水、六盘水4处。南方用地紧张，好一点的土地都用于保障粮食生产，这些可用于建设人工草地的项目点，多是偏远、弃耕、机会成本很低下的土地。所以这些试验站点所在地，其实是南方经济、交通甚至是文化的洼地，物质的艰苦与精神的贫瘠难以想象。通过多年的努力，不少项目点一改旧貌，建设出了可媲美新西兰的草畜系统，并移交地方。这些工作对种草养畜从不认识到积极开展种草养畜业务，从完全外行到建立技术服务体系，对我国南方地区草地建设起到了探索道路、开拓视野、坚定信心、积累经验的启蒙作用。同时南方工作还极大地拓展了草业的内涵和适用地域。因为即便在草业行业内，一般都认为草业研究的是草原牧区；在农耕区开展大规模的种草养畜，不用秸秆、杂草养畜，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考虑和探索过的。

随着草地农业理论在北方和南方的成功实践，草业理论也在不断完善。1978年，我开《草地农业生态系统》课程以后，社会反应不错，后来各个学校都用这个材料了。但我是学者，没有勇气提出要建立一个产业，这样一个产业是要有社会基础的。这个时候刚好钱学森先生提出来草产业（这个概念），我们就借势而上，确立“草业（即草地农业）”的名称，钱学森先生在草业科学建设上是很有功劳的，他是科学战略家。

1986年，钱学森与任继周探讨草业问题

3、食物结构转变需要农业结构作相应调整

正当国内为动物性食品是否应该大幅度提高争论不休的时候，社会发展的脚步却不予理会，动物性食品径直一路攀升， 而粮食消耗量逐年减少。食物结构的转型与我们不期而遇。从 1986 年人均口粮 207.1公斤到 2020 年的 141.2 公斤，降幅为 31.82%。而城镇人口的口粮消费约为 120.2 公斤，只有农村人均口粮消费的71.38 %。随着城镇化农民进城，全国总的口粮消费量在逐步下降。而畜产品上升与粮食下降的幅度如响斯应，这就意味着伴随粮食消耗的下降而饲料需求相应增加。人均粮食与畜产品的消耗量，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这是一场食物革命。它没有组织，没有纲领，甚至没有被人察觉，社会的自组织功能悄悄完成了。这是社会发展，尤其城镇化起了作用。粮食这个“主食”在食物中的比重不断下滑，由1980年的68%下降到2010年的30%”，而动物性食品一路飙升。两者2002年走到交叉点,此后这种上升与下降的趋势日益明显。如果把人的口粮和家畜的饲料统一折合，称为“食物当量”，据预测，中长期内国人的口粮需求约为2亿吨“食物当量”，家畜饲料需求为5亿吨“食物当量”，两者共需约7亿吨“食物当量”。我们称为2+5模式，饲料是口粮的2.5倍。这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是我们传统的“耕地农业”无法承受的重负。

我国以稀缺的水土资源在保证粮食自给而略有盈余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多地生产数倍于粮食营养物质的优质牧草，以满足饲料的亟需。但是我们却囿于浓重的“粮食情结”，只顾追求粮食增产，而忽视生产力更高的牧草。我国农业这只航母显然偏离了航道，传统“以粮为纲”的农业系统，割断了草与畜的天然联系，催生“秸秆＋粮食或合成饲料”的农业模式，家畜代谢疾病多，饲养成本高，畜产品质量低，经济效益差。终于在2009年爆发出了三聚氰胺事件。

事件发生后，草业学界感受到了更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就我国草业的发展纷纷建言献策。2010年8月，我与张子仪、南志标、黄黔四位同志，向胡锦涛总书记递交了加强西南岩溶地区草地畜牧业发展的建议；2012年，由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会牵头，向国务院总理递交了《关于大力推进苜蓿产业发展的建议书》；2013年7月，作为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中国草地生态保障与食物安全战略研究”的最终成果，8位院士和有关专家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我国从‘耕地农业’向‘粮草兼顾’结构转型的建议》；同时我通过原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黄黔司长向习近平总书记递交了私人建议。这些建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批示。国家先后出台了“南方现代草地畜牧业推进行动”、“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计划”、“粮改饲”等政策，草业在国家食物安全中的战略作用逐步显现。目前在奶业等重点行业，使用优质饲草的饲料结构也蔚然成型。

《关于大力推进苜蓿产业发展的建议》

2013年，农业结构改革建议

4、建设新的农业文化与伦理观任重道远

技术的难题刃迎缕解，而文化的变革任重道远。自上世纪80年代在南、北方开展的草地农业工作，积累的很多技术成果如今仍然适用，但为什么往往草地农业施行的进度并不理想？我经常思索，这已经到了文化的范畴。我国的历史特别的厚重，伴随几千年农业结构的是一种独特的农业文化，要破除农业结构，所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不得不对农业文化加以探究。以粮为纲和城乡截然分割的结构性差异，也是后来大家熟知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两者过去创造了盛极一时的农耕文明，为什么今天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于是我下定决心，以生态系统的思想方法，做一番历史追求。因为我认为农业正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的交汇点。沿着系统科学发展的思路，才有可能找到它的历史源头。

按照上述思路想下去，就陷入草地农业与耕地农业大历史纠缠之中。在中国，农耕文明的惯性思维无处不在。我们历代治国者无不牢守源自秦代商鞅 “垦草”种粮的耕战政策，而且代有新意，汉代称为“辟土殖谷曰农”，当代称为“以粮为纲”。不仅抑制工商业者，也对其他农业系统有意无意间加以排斥。甚至强行推广到非农耕地区。例如在草原牧区片面废除放牧，提倡舍饲，禁牧之风曾一度横扫全国；把草原强行撕裂成碎片，像农耕地区土改那样，草原搞分包到户，破坏了放牧系统单元完整性，并据此进行新牧区建设等等。看起来是技术失误，其实质是农耕文化过度的延伸。于是我被迫涉足文化和历史，并为此做了长期准备。我以一个草业工作者旁及人文科学，实为不得已而为之，写了一系列文章。从2000年开始，陆续发表有关农业历史问题的文章。但真正投入农业历史研究，我自知半路出家，很是惶恐。就将我的初步想法与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王思明院长交换意见，他愿意全力支持，并为这本书的写作储备人力。经过三年多的编撰，一本《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史》问世。它是草地农业与耕地农业纠结发展的画卷，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不同区域、不同地点农业系统的发展历史。

另一方面，农业生态系统必需与农业伦理观充分衔接，才算走到现代农业，即有草、有畜的草地农业的终点。当然这不是说每一个农业学者必需通晓全过程，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必需以农业伦理观为最终皈依。于是下决心，建立中国农业伦理学这一学科。我自忖毕生从事草业科学，文史素质浅陋，首先要补课。于是组织人力做了中国农业伦理学资料收集与分类整理工作，出版了《中国农业伦理学汇编》以填补知识空白。在此基础上，一面组建《农业伦理学》选修课，一面编著出版农业伦理学专著。即使质量不尽如人意，但可交后人补救，这个空白必需填补。在参编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于2018年底问世。本书出版后谬蒙社会关注，中国农业出版社以该书为蓝本，组织笔者承担改编为农业大学通识教材，又于2021年出版了《中国农业伦理学概论》。

2017,《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编委会召开

2021年，《中国农业伦理学概论》出版

这些农业历史和农业伦理的建设工作，可以为变革我国的农业结构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撑。而结构与文化健全的草地农业，在我国的食物安全中，也必将发挥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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